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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庭宣誓案判決觸發相關討論

布高江律師行陳信忻律師寫道:兩名本土派人士被撤銷立法會議員資格後上訴失敗,令各方更為關注香港自治問題及一國兩制原則。

香港,2017年1月6日: 2014年年底的雨傘運動後,首場立法會選舉於2016年9月4日舉行,新崛起的「本土派」意識獲廣泛支持,令政治形勢變易,有別於傳統上只分為泛民及建制兩大陣營的局勢。

該次選舉中,梁頌恆(下稱「梁」)取得37,997票,而游蕙禎(下稱「游」)則取得20,643票,兩人均來自本土派組織青年新政。根據《基本法》第104條,兩人作為立法會成員須宣誓擁護《基本法》並承諾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效忠。

兩人在立法會首次會議上意圖宣誓。然而,兩人錯誤將「China」讀成「Geen-na」(有人認為帶有貶義),並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的橫額。

10月18日,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宣布二人宣誓無效,但准許二人於下次會議重新宣誓。同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向法院申請取消梁游的立法會議員資格及其他濟助。

11月3日,該案件(HCAL 185/2016,HCMP 2819/2016)於原訟法庭在區慶祥法官席前進行聆訊。不過在宣告判決前,即使香港出現多次遊行抗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於11月7日對《基本法》第104條作出釋法(「是次釋法」)。

根據《基本法》第158條,人大常委有權對《基本法》作出解釋,而香港法院只獲授權詮釋在香港自治範圍內的《基本法》條文。自1999年至2011年間,人大常委已行使了四次釋法權。

是次釋法就第104條的宣誓條文增加了數項要求,包括倘宣誓者故意讀出誓詞以外的內容,或並非真誠、莊重進行宣誓,一律被視為拒絕宣誓。在該等情況下,宣誓者將喪失就任資格,而若宣誓被裁定無效,將不會安排重新宣誓。

有人認為是次釋法內容涉及香港法例第11章《宣誓及聲明條例》已有所管制的本地法律範圍。該條例明顯在香港「高度自治」的範圍內,而「高度自治」則受《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所保障。此外,是次釋法除解釋第104條外,更訂立了具追溯效力的新法例。

原訟法庭於11月15日發出判決。區法官認為梁游已拒絕或有意不作出所規定的誓詞,因此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撤銷二人職位。法官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作出陳詞,認為無須考慮是次釋法的影響,無論第104條釋法是否真的屬「詮釋」或形同修訂,亦不會左右結果。

梁游向上訴庭申請上訴(CACV 224/2016),判決(「上訴庭判決」)於11月30日發出,部分人顯然對上訴庭判決失望。

以往一般認為根據第158條,人大常委只能在某些情況下因應終審法院的提述而對《基本法》作出詮釋。然而在劉港榕訴入境處處長[1999] HKCFA 5一案中,終審法院承認人大常委擁有獨立權力詮釋《基本法》。

至於本案,上訴庭本應有機會控制是次釋法的「破壞力」,但有人認為上訴庭卻反其道而行。上訴庭裁定人大常委乃按中國內地民法體制詮釋基本法,普通法律師並無理據爭辯人大常委釋法是否超越恰當「詮釋」範圍而變相訂立新法。此外,上訴庭提出了一個問題:究竟香港法庭是否有司法管轄權裁定人大常委釋法的效力。

有人認為上訴庭判決過於順從人大常委的意思。終審法院於吳嘉玲案(No. 2) (1999) 2 HKCFAR 141提及,香港法院不可「質疑人大常委會所有合符基本法的條文及程序的作為」(筆者強調)。對此,上訴庭並未裁定究竟是次釋法是否合符基本法的條文及程序便全盤接受。

一些注意法律發展的人士(包括筆者在內)相信,上訴庭判決及劉港榕案的判決的效果就是人大常委詮釋基本法的權力基本上變得無任何限制,除非其自行節制。

而我們已經看到上訴庭判決的影響。12月2日,香港政府就另外四名立法會議員的宣誓提請司法覆核,包括泛民的資深議員梁國雄、提倡自決的新任議員劉小麗及羅冠聰,以及身為大學教授的功能界別議員姚松炎,四人均為民選議員。雖然香港部分公眾並不同情梁頌恆及游蕙禎,認為二人不尊重宣誓儀式,然而事態發展反映了人大常委可隨時作出具有追溯效力的釋法,此舉可對香港的法治及一國兩制的原則埋下嚴重隱憂。

於2016年12月28日,梁游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推翻上訴庭判決。究竟終審法院對此案會否看法不一,仍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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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審議是否取消兩名本土派人士的立法會議員資格,成為各界焦點。